江南体育1952年10月，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迅速组成战地摄制组JN SPORTS，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摄制组成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机智勇敢、顽强拼搏，将电影摄影机镜头对准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和被誉为“生命线”“钢铁运输线”的后勤运输保障工作，用电影胶片真实记录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热情歌颂了“最可爱的人”，也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第一代军队电影人的壮丽风采。

　　国庆节刚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的指示，成立战地摄制组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拍摄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摄制组的成员有导演夏国瑛，摄影师谢祀宗、文英光，摄影助理陈毓中、高庆生，剧务黄宝善等。

　　10月17日上午，摄制组一行随慰问团抵达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这里是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为从冰河里抢救朝鲜落水儿童崔莹而英勇牺牲的地方。摄制组拍摄了朝鲜群众隆重祭奠罗盛教的感人场面，下午又采访了罗盛教所在部队的领导。

　　整整忙碌了一天，摄制组成员才走进一所学校里与志愿军官兵一起吃饭，刚刚端起饭碗，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声，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炸弹也随声而落，官兵们赶紧躲避。危急时刻，黄宝善和陈毓中却不顾个人安危，迎着炮火、冲进硝烟抢救摄影机和电影胶片。

　　为确保摄制任务顺利完成，摄制组共带了两台摄影机。大家深知摄影器材的重要性，对其十分珍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军队电影人，他们深深懂得：摄影机就如同参战时手握的钢枪，平时坐车赶路时，为防止汽车颠簸损坏设备，就把机器紧紧抱在怀里。他们心里有着一个共同信念：人在武器在。紧要关头，宁可丢掉性命，也要保护好摄影机。

　　当黄宝善和陈毓中正忙着抢救机器和胶片时，高庆生也奋不顾身地冲了过来，二话没说，就把黄宝善手里那台苏制艾姆摄影机接过去，转身就往外跑。黄宝善抱着另一台摄影机紧随其后，陈毓中提着装胶片的箱子紧随其后。这时，敌机冲着他们投下两枚炸弹。随着一阵巨响，黄宝善的耳膜穿孔，顿时失去听觉。和他们一起参加抢救行动的另一位摄影师文英光也负了伤。

　　敌机轰炸结束后，却不见高庆生的踪影。大家急忙分头去找，结果在不远处发现了已经英勇牺牲的高庆生，他的身体被炮弹炸烂，而那台摄影机却因被他护在身下而完好无损。

　　高庆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牺牲的第一位摄影师。10月18日，摄制组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将年仅25岁的高庆生安葬在罗盛教墓地的旁边。随后，摄制组的成员擦干眼泪，扛起这台战友用生命保护的摄影机走向战场，继续完成他未竞的事业。

　　1952年12月，原总政治部授予高庆生烈士称号并追认他为模范青年团员。赴朝鲜慰问团归国后，在天津为高庆生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慰问团在凭吊挽联上写到：英魂永伴罗盛教，烈魄常依砾沼河。高庆生牺牲的地方，在朝鲜的砾沼河附近，正是罗盛教壮烈牺牲的地方。

　　八一电影制片厂把高庆生抢救的摄影机命名为“光荣号”，并系上大红花一直珍藏在荣誉室里，这台摄影机教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八一电影人传承英烈精神、续写新的辉煌。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利用空中优势对我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疯狂的战略性轰炸，妄图切断我军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阻挡我军前进。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当即下令：必须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确保前方物资能够源源不断供应。志愿军官兵在朝鲜军民的大力协助下，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凭着顽强的战斗意志，一次次将敌人炸毁的运输线恢复起来，为前线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

　　为了真实地记录“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决定拍摄一部战争纪录片。八一电影制片厂接到命令后，马上选调精兵强将，组建一支摄制组，再次赴朝鲜拍摄。

　　第一任厂长陈播亲自点将。很快，一支由26人组成的《钢铁运输线》摄制组成立了，其中，年龄最大的是薛伯青，43岁，而年龄最小的沈友春，只有18岁。摄制组配备了3名导演、2名剧务、2名照明、1名美工。为了减少伤亡，摄制组将其余18人分成6个小组，每组3人，小组之间也经常对人员进行轮换。

　　摄制组的同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他们就活跃在阵地上，开始拍摄空袭、谈判及部队指战员英勇奋战、日常生活等场景。薛伯青、张伦、杨映梅这一组，先是在指挥所拍摄志愿军首长参加的军事活动，后来又去军事分界线和上甘岭拍摄。

　　看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制组的同志，迎着敌人的炮火再次出现在阵地上，彭德怀司令员格外高兴，指示指挥所和部队各级全力支持摄制组的拍摄工作。一次，摄制组需要拍摄志愿军首长召开军事会议的镜头。彭德怀得知后，专门把有关领导召集在一起配合拍摄，并亲切地称赞说：“拍电影的同志辛苦啦！”

　　志愿军总部其他首长对拍摄工作也十分重视，特意交待，除特殊要求外，指挥所的所有重大活动，都允许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参加。得知摄制组的同志带着沉重的拍摄设备，日夜奔波于各个部队和各个阵地上，经后勤部洪学智部长特批，为摄制组配备了车辆，使拍摄工作如虎添翼。

　　战地摄制组在拍摄工作中，时常会有踩上地雷、碰到定时炸弹，遭遇敌机偷袭等险情，但他们都临危不惧，从容不迫。

　　1953年4月初，张伦等到某军部拍摄资料。拍摄工作结束后JN SPORTS，军机关的同志特意安排他们晚上在招待所休息，但他们执意不肯，坚持连夜赶回驻地。因为那里每天都有敌机轰炸，如果能随同打击敌人的志愿军官兵一起行动，就可以抢拍到难得的逼真战斗场面。他们谢绝了军机关同志的好意，将摄影器材、行李装上车就出发了。

　　路上，他们遭遇8架美军“油挑子”飞机的袭击，敌机向他们的吉普车投下4枚炸弹，多亏驾驶员眼疾手快，迅速将车开进树林里，才避免了伤亡。

　　1953年5月26日上午，薛伯青带领摄制小组到身弥岛阵地拍摄海上运输的场景。这里落潮后，小岛和陆地之间有条用石子铺成的汽车公路就会显露出来，涨潮时公路又会被海水淹没。平时，大伙儿都是掌握潮涨潮落的规律，抢在涨潮前把物资运到小岛上。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薛伯青决定选择10时左右涨潮前的这个时段，抢拍部队官兵和朝鲜群众紧张运送物资的场面。不料10点刚过，海水就开始上涨。官兵和群众也开始与潮水争夺时间，奋勇抢运。

　　这时，突然有20多架“油挑子”敌机从上空飞过。发现我方军民的行动后，很快，便有两架敌机返回来对我运输队实施猛烈轰炸，弹片落在薛伯青的身边，一股热浪向他涌来。附近的同志急得直喊：“老薛，赶快跳海！”

　　此刻，头顶上的敌机仍在不停地盘旋、投弹。为了使手中的摄影机不受海水浸泡，薛伯青半蹲在海水里，双手将摄影机托举出水面。随着海水不断上涨，薛伯青也不停地变换着身体的姿势，最后只能踮起脚尖支撑。直到空袭结束，他才撤回到岛上。他说：“摄影机就是我们电影人的武器，必须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它，确保机器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拍摄期间，摄制组冒着战火硝烟，克服重重困难，无论是拍摄反绞杀、反轰炸、反破坏和抗登陆，还是拍摄物资抢运、修筑桥梁，都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抢占最佳位置、拍出最佳效果。有的同志在山崖边站不稳摔倒了，他们爬起来继续拍摄；有的同志在炮火中被弹片炸伤，他们匆匆包扎一下咬牙坚持；有的同志在拍摄中晕倒过去，其他战友接过摄影机就扛在自己肩上……

　　经过一年多时间艰苦卓绝的奋斗，新中国第一部战争纪录片《钢铁运输线》终于拍摄完成。影片用凝结着鲜血和生命的一寸寸胶片，真实地记录了志愿军后勤官兵为了保障部队物资供给，不怕牺牲、不畏严寒，战天斗地、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鲜活场面，成为我军及其珍贵的战争史料。

　　彭德怀司令员在观看了影片后高度评价说，抗美援朝正面战场所取得的胜利，一半功劳归功于后勤战线的指战员们。

　　接着，摄制组又成功拍摄了一部反映志愿军医护人员事迹的纪录片《救死扶伤的英雄们》。拍摄时，虽已临近停战，没有敌机轰炸等危险，但拍摄条件仍很艰苦。他们凭着顽强的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出色完成了拍摄任务。

　　执行拍摄任务期间，摄制组的同志扛着摄影机几乎跑遍了朝鲜的山川大地，哪里最危险，哪里战斗最激烈，他们的镜头就对准哪里JN SPORTS。在高炮阵地，他们拍下了炮管喷出怒火、敌机冒着黑烟栽向地面的镜头；在桥头上，他们拍下了工程兵、铁道兵连夜抢修被炸桥梁的场面；在村庄里，他们拍下了朝鲜群众与志愿军官兵一起，扫除敌机撒下的三角钉、排除定时炸弹等画面。

　　一次，谢祀宗在上甘岭拍摄时，一枚炸弹在身边爆炸，强烈的气浪把他掀翻在地，他爬起来拍了拍浑身的泥土，急忙把摄影机的镜头擦试干净，在弥漫的硝烟中继续拍摄。他还采访了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的连长及其他战友，拍摄他们讲述英雄牺牲的经过。

　　最难忘的一次拍摄，是谢祀宗在上甘岭的一个坑道里，拍摄一位班长讲述一个苹果的故事，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志愿军官兵之间浓浓的战友情，感动得他眼泪流得跟下雨似的，眼前一片模糊：

　　一名战士看到，因为严重缺水，战友们嘴唇开裂，手捧炒面难以下咽。他利用战斗间隙翻过一道道山崖到山下，千方百计找到了半麻袋苹果，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路摸爬滚打，脸上划出一道道血痕，身上还负了枪伤，等爬回坑道时，只剩下一个苹果。这时，班长命令全班9名战士一起列队，向这位找苹果的战士敬礼，然后拿起苹果，要求9名战士每人咬一口，直到将苹果吃完。然而，战士们拿着苹果，有的战士只咬下了果皮，有的战士捧着苹果只是用嘴唇轻轻碰了一下，就传给了下一位战友，就这样，一只苹果从第一名战士手中传到最后一名战士手中时，只被咬了三分之一……在这片被炮火反复轰炸的焦土上，坚强的战士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流下了不曾轻弹的热泪。

　　抗美援朝战争中，板门店谈判是各国记者聚集的焦点。八一电影制片厂派出的战地摄制组，是现场唯一将摄影镜头聚集谈判场景的电影厂家，他们在这里记录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朝鲜停战谈判地点选择在开城郊外的一个普通村庄—板门店，这里地处“三八线”，是双方共同管辖区。谈判场所周围划定了一个半径900多米的安全区，双方派出人数对等的执勤卫兵各负责一半警戒，但记者可以相对自由活动。

　　随着谈判的进展，遣返战俘成为摄制组拍摄的重要内容。板门店谈判区的中轴线上，用石灰划出一道粗粗的白线，沿线站立着双方的卫兵。交换战俘那天，摄制组的成员们早早就来到这里架设好机位。良久，终于看到载着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救护车驶入镜头，在白线边停下。

　　车门一打开，就看到从车里展出的一面五星红旗。顿时，所有记者的目光都紧紧盯着车门。突然，车内飞出了一团包裹，不少外国记者以为是炸药包，吓得掉头就跑。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却一动不动地站在摄影机旁，摄影机不停地转动着。

　　原来，这是志愿军被俘人员把身上的美式服装脱掉，用腰带捆起来愤怒地扔了出去。当他们越过白线，泪汪汪地用眼睛凝视着牌楼上“祖国怀抱”四个大字时，都情不自禁的振臂高呼“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此刻，“沙沙”转动的摄影机，把这感人的一幕记录了下来。

　　拍摄工作结束后，当摄制组离开板门店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官兵排成10公里长的队伍夹道欢送，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专门向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制组的同志持枪行注目礼。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站在敞篷汽车副驾驶位置上的摄影师谢祀宗，代表全体摄制组成员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指战员还礼。当谢祀宗庄严地举起右手时，军队电影人的神圣使命感和崇高荣誉感油然而生。

　　在朝鲜执行拍摄任务的日子里，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制组的成员们，模范执行群众纪律，自觉维护中国军人和中国军队电影人的良好形象，与朝鲜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摄制组所到之处都受到朝鲜群众的热情接待。摄制组执行拍摄任务时，时常要住在附近的村庄里，村庄里的老乡得知摄制组来了，男女老少都涌向村头，非常热情地迎接他们。住宿时，老乡们让家人到邻居家借宿，把最好的房间留给摄制组的同志；做饭时，摄制组成员把米袋子交给老乡，可老乡们颗粒不收，坚持让摄制组的同志吃他们自己亲手种的大米。为了给摄制组的同志改善伙食，老乡们半夜里就起来忙碌，给摄制组的同志磨豆腐吃。

　　摄制组成员非常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有时吃饺子，头锅饺子一出锅，他们先盛上一盆热腾腾的饺子送给老乡。

　　每次摄制组外出拍摄，老乡们都自发地聚集到村口相送。摄制组回来时，老乡们听到吉普车的响声，就赶紧跑出来迎接，一个个挨着打量，看少了谁，有没有牺牲和受伤的。摄制组要到别的地方去拍摄，全村的群众都围着汽车恋恋不舍……他们流着泪，握着摄制组同志的手动情地说：“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也是用电影胶片记录中朝友谊的人。你们很伟大，我们永远爱你们！”